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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哲学简史:“无为无不为”道家

中国哲学简史:“无为无不为”道家
  • 来自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

道家哲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,在此时期分为三个阶段,以杨朱思想为代表的是第一阶段,杨朱主张全生避害,这也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。以《老子》为主的思想代表第二阶段,以《庄子》为主的思想代表第三阶段。西汉初年、唐朝初年等时期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,开国者均以道家思想治国。虽然道家思想并未像儒家思想那样被官方采纳定为国学,但它在推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。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都糅合了道家思想。前者被称为新道家,后者被称为新儒家。

1.“道德”老子

老子是楚国(今河南省南部)人,孔子曾问礼于老子。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,老子的《老子》(也叫《道德经》)一书虽然只五千言,但深奥大义、字字珠玑,《老子》被当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。

《老子》第一章说: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,有名万物之母。”“道”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观念。那么,在道家体系里什么是道?什么是无?什么是有?什么是无名?什么是有名?

在老子看来,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这个东西就是道。但“道”只是一个称呼或者代号而已。万物皆由道而生,它是万始之始,而且它独立不变,循环运行不息。“有”就是“有名”,“无”就是“无名”,缩写而已。道是无名,一切有名都是由无名而来。有了天、地、万物,就有了天的名,地的名,万物的名。所以老子说“始制有名”。

因为道无名,所以不可言说,道永远存在,道的名也永远存在。永远存在的名是就常名,常名不是普通的名。所以说:“名可名,非常名。”

无中生有

老子说,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”。这话不是说曾经有一个叫做“无”的东西,后来“有”被“无”生出来,而是说,万物是“有”,而“道”是“无”,道生万物,所以在是“有”之前必须是“无”,由“无”生“有”。这句说的是逻辑而不是时间先后,就比如我们说,“是人,一定先要是动物”,这个“先”是逻辑上的先。用同样的道理可以得出,万物的存在涵蕴“有”的存在。

“反者道之动”

老子的思想不仅讲逻辑还非常辩证,比如,他说“反者道之动”(第四十章),和“逝曰远,远曰反”(第二十五章)。所以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(第五十八章);“少则得,多则惑”(第二十二章)意思是说,物极必反。这个思想对中国人影响很大,中国人讲究适量,避免过犹不及。而这是事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。老子把它们叫做“常”。他说:“知常曰明。”(第十六章)

因为物极必反是个自然规律,老子认为,我们应该遵循自然规律来办事。他把这叫做“袭明”。也就是说,想要得些东西,就要从其反面开始;想要保持什么东西,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。谁若想变强,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。同理,居安思危才能保证全生避害。人必须柔弱、谦虚、知足。柔弱是保存力量,如此才可能刚强;谦虚则让人进步;知足使人安分。

老子还强调“无为”。“无为”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,它只是强调不要违反自然而肆意妄为。应当以“朴”作为生活的指导原则。“朴”也是老子和道家的一个重要观念。“朴”就是“璞”(未凿的石料),最“朴”的是“德”。

“德”从何来?老子认为,道生万物。在这个过程中,每个事物都从普遍的道中获得一些东西,这就是“德”。一个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是什么,就是它的德。顺“德”而行的人应当过着尽可能“朴”的生活。而这样的生活,超越了善恶的区别。老子鄙弃儒家的仁、义,认为它们都是“道”、“德”的堕落。人们丧失原有的“德”,是因为欲望太多、知识太多。老子强调寡欲,强调弃智,因为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。

道,就是自然,就是让每物做它自己能做的事。表现在政治上,就是国君应该无为,让人民做他们能做的事。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:理想的国家是圣人治国。但儒家认为,圣人治国,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,而道家则认为圣人治国应当完全无为。天下大乱,就是因为做的事情太多了,圣王应该无为而治。这种学说后来经过一定的修改,成为法家的重要观点之一。

2.逍遥庄子

庄子(约公元前369年~约公元前286年),姓庄,名周,是先秦最大的道家哲学家。他过着隐士生活,不在江湖,可江湖上到处都是他的传说。今天流传的《庄子》,大概是公元3世纪郭象重编的。这部书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文学价值都非常高。

庄子对于道、德的看法同老子的一样。他说:“泰初有无。无有无名,一之所起。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谓之德。”(《庄子·天地》)“德”,即自然能力,庄子认为,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也不必有绝对的同。每个事物的自然能力不同,但只要本性能力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了,就能获得同样的幸福。比如鹏能飞千里,而小雀不过翩跹灌木间,但它们都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,所以,它们就能获得同样等级的幸福。要想获得绝对的幸福,则需要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。

“在宥”天下

政治上,庄子和老子都主张不治之治,《庄子·在宥》:“闻在宥天下,不闻治天下也。”“在”是存在,“宥”是原宥、宽容。“在宥”指任物自在,无为而化。但他与老子有所不同,老子强调“反者道之动”,物极必反,君王对人民越是统治,越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,而庄子则强调越是以人(人为)灭天(自然本性),越是痛苦和不幸。《庄子·至乐》有个故事说:“昔者,海鸟止于鲁郊,鲁侯御而觞之于庙,奏九韶以为乐,具太牢以为膳。鸟乃眩视忧悲,不敢食一脔,不敢饮一杯,三日而死。此以己养养鸟也,非以鸟养养鸟也。”鲁侯用他认为的最好方式对待海鸟,却不知他以为的好并不适用于海鸟,结果海鸟不仅不享福反而三天就死了。

同理,政府如果不是“在宥”天下,而是以法律、制度“治天下”,把法典强加于个人的话,也会如此适得其反。不治之治才是最好的治。

“无情”庄子

庄子妻死,惠施去吊丧,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,鼓盆而歌。惠施说,你太过分了!庄子却说:“不然。是其始死也,我独何能无慨然。察其始,而本无生,非徒无生也,而本无形。非徒无形也,而本无气。杂乎芒芴之间,变而有气,气变而有形,形变而有生。今又变而之死,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,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,自以为不通乎命,故止也。”(《庄子·至乐》)也就是说,人的生死如同四季运行一样,而死亡不过是复归。人家已静静地安息于大自然中,而我还再啼哭,这岂不是不通情理吗?

庄子认为,圣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,所以无情。这不是说圣人没有情感,而是不为情所扰。因此,圣人不会被外界事物所左右,他的幸福也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,以此得到绝对幸福。

得到绝对幸福,即人与宇宙的同一,就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说列子能够乘风而行。当他还依赖风“彼于致福者,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,犹有所待者也。”此时的幸福还是相对的,当他“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,以游无穷者,彼且恶乎待哉?故曰: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。”时,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,“我”与“非我”的区别,得到绝对的幸福,成为至人、神人、圣人。

庄子相对论

由于每个人的知识都有限,意见也必然是片面的。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总是自以为是而别人是错的,庄子认为,这样的人都是井底之蛙。他认为,是、非的概念都是每人各自建立在自己的有限的观点上的,这些观点都是相对的。事物永远在变化,而且有许多方面。对于同一事物可以有许多观点。只有假定有一个站得更高的观点接受这个假定,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,即道的观点,才能超越有限的观点,庄子将这个方法叫做“照之于天”。犹如站在圆心上,理解在圆周上运动着的一切,但是自己并不参加这些运动。只有这样超越了有限到达了无限,人才能变成至人。

同样,“我”与“非我”的区别也是相对的,二者通为“一”。“一”是不可言说的,甚至是不可思议的。因为,如果“一”对它有所思议,它就变成存在于这个思议、言说的人之外的东西了,就不是真正的“一”了。

得道的人会忘了事物的一切区别,只有混沌的“一”,而他就生活在其中。如何超越并且忘记事物的区别?答案是:弃知。这也是道家求得“内圣”之道的方法。圣人的境界,道家称之为“不知之知”。这和“无知”不同。“无知”是什么都不知道,而“不知”则是先经过有知后再忘记了知识。

先秦道家一直关注全生避害,但是没有解答如何能做到。庄子如此解答:在真正的圣人那里,这已经不称其为问题。看似庄子解答了,其实,他只是取消了这个问题,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途径,而是赋予了人们一种观念:既然生死相同、得失相等,那么又有什么好孜孜以求的呢?而这正是哲学的方法。

3.万物“独化”主理派

“新道家”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“玄学”。《老子》第一章说: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。”“玄”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香火。

秦国征服六国,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。秦亡后,汉武帝宣布,凡是治申不害、商鞅、韩非以及苏秦、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准举为贤良做官。(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)法家变成秦的替罪羊。在其他各家中,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,形势显然有利于儒家和道家。而道家“无为”的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休养生息、恢复元气的需要。

汉朝初期,所谓“黄老之学”的道家十分盛行。汉亡后,中国又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混乱,直到隋朝统一全国才告结束。中间长达四个世纪,这四个世纪通称“六朝”,又称“南北朝”。这段时期的政治、社会都非常黑暗,但这个时期又达到了一个文化的高峰,比如诗歌、绘画、书法以及哲学等。这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想,冯友兰先生将之命名为“新道家”。

万物“独化”

有些新道家,尽管是道家,却认为孔子甚至比老子、庄子更伟大。他们认为,孔子没有说“忘”,因为他已经忘了“忘”;孔子也没有说“无欲”,因为他已经无欲于无欲。对于一些重要的儒家经典,新道家在接受过程中按照老子、庄子的精神对它们重新做了解释。

新道家唯理派的代表是向秀、郭象。他们都是河南人,是玄学和清谈的大师,两人都写了《庄子注》,思想大都相同,后来,这两部“注”可能就合成了一部书。

向郭对于老子、庄子原来的道家学说做了若干极重要的修正。第一个修正是,道是真正的无。老子也说道是无,但这个“无”还是“无名”。就是说,道不是一物,所以不可名。但是向郭以为,先秦道家所说的道生万物,不过是说万物自生。在他们的体系中,“天”或“天地”才是最重要的观念。天是万物的总名,所以是一切存在的全体。从天的观点看万物,使自己与天同一,也就是超越万物及其差别。用新道家的话说,就是“超乎形象”。万物自生,向郭谓之“独化”。这个理论认为,万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,只要一定的条件或环境出现了,物就必然产生。也即是说,物是一般的条件造成的,不是任何另外特殊的物造成的。可是物与物之间是存在关系的,而且这些关系都是必要的。也就是“唇齿未尝相为,而唇亡则齿寒”的道理。

同样,社会也是如此。向郭不像老庄那样,反对制度和道德本身。他们只反对过时的制度和道德。但有了社会形势变化的这个新条件后,新的制度和道德就和万物一样自生了。形势变了,制度和道德应当随之而变。如果不变,“即为民妖”,成为人为的桎梏。任新制度和道德自己发展,就是顺着天和自然,就是无为,反对它们就是有为。

老庄主张弃知,因之也攻击以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社会上的“圣人”。但向郭没有反对这样的人,他们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。孔子生来就是孔子,庄子生来就是庄子。模仿他们就是东施效颦,不仅无益,而且有害,会丧失自己的自然本性。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“任我”,这也就是实践“无为”。

一个人若能真正“任我”,就意味着他已经能够懂得“齐物”(即万物同等),能够从更高的观点看万物了,也就能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。

4.任性“风流”主情派

汉朝尊儒学,在审美上讲究庄严、雄伟的品相,而魏晋玄学大炽,审美上讲究“风流”。“风流”是一种品格,也就是向秀与郭象阐释的超越事物差别之心的人。秉承了道家的汪洋恣意、天马行空、无所羁绊的风格。文雅也是“风流”的特征之一。

“风流”还表现在,魏晋的新道家经常和他们的佛教朋友展开“最强大脑”的谈话。言简意赅,涵义无穷,这种对谈只能在智商高的人之间进行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清谈。

《列子》的《杨朱》

首先讲一讲道家著作《列子》中的《杨朱》。此《杨朱》并不代表先秦那个真正的杨朱。这个假冒的“杨朱”强调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,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。用当时的话来说,就是应当任“自然”,不应当循“名教”。这个观点是新道家的共识,但是新道家的主理派强调遵从理性而生,《杨朱》等代表的主情派强调任从冲动而生。

任从冲动,在《杨朱》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。“恣耳之所欲听,恣目之所欲视,恣鼻之所欲向,恣口之所欲言,恣体之所欲安,恣意之所欲行。”但“风流”却超越了这样的肉体快乐。主情派主张带着一颗玄心追求更高雅的快乐。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。《世说》记载了当时“名士”的许多“风流”行为,有些甚至流芳千古。比如王子猷雪夜忽然想起朋友戴安道,“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,造门,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,王曰:‘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。’”(《任诞》)要的就是兴之所至。再比如,“竹林七贤”的阮籍(210年~263年),性情放诞不拘一格。不仅会在当街酒醉后就在卖酒美妇身边躺下呼呼大睡,而且与友人聚会时以大瓮盛酒,相向大酌。有群猪过来,直接上去共饮。阮籍与猪同饮,正说明玄学家们追求的物我无别、物我同等。这就是“风流”的品格。这种品格超越了单纯的肉体和性的快感,成为一种艺术行为。

“风流”就是新道家追求的超越肉体的妙赏能力,它来自于“自然”,“自然”反对“名教”,“名教”是儒家的古典传统。新儒家就是在“名教”中寻求快乐,而新道家则在“自然”中寻找快乐。

新道家强调“风流”同时又强调不为情所累。他们赞同庄子说的“圣人无情”,主张“以理化情”。

《世说》记载许多“无情”的故事。最著名的是谢安(320年~385年)的故事。他任晋朝丞相时,北方的秦国大举攻晋。谢安的侄儿谢玄领兵迎战。公元383年,谢玄大破秦军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淝水之战”。捷报传来时,谢安正在和朋友下棋。他拆信看了后,不动声色继续下棋。朋友忍不住问前线来了什么消息。谢安平静地说道:“小儿辈大破贼。”(《世说·雅量》)

新道家的代表之一何晏(249年卒)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,另外一个代表王弼则认为,圣人跟普通人一样也有五情,但“圣人之情,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。今以其无累,便谓不复应物。失之多矣。”也就是说,圣人有情而无累。《世说》记载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王戎(234年~305年)的一个故事:王戎丧儿,“山简往省之。王悲不自胜。简日:‘孩抱中物,何至于此?’王曰:‘圣人忘情;最下不及情;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。’简服其言,更为之恸”(《伤逝》)。王戎的这番话,很好地说明了,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。可是他们的动情往往都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的得失,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。

因为这种不拘泥于小我的“情”和对形而上的追问,使得魏晋“风流”成为一种让知识分子向往的风格:用赤子之心追求放诞不羁,用放诞不羁追求宇宙终极。

本文转自今日头条,经Mr.PLB整理后发布(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仅供学习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;若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,文章链接:http://www.51kxg.com/index.php/archives/6494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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